自殺，是人類個體有意識地以自己的生命為剝奪對象的異常行為。在和平環(huán)境下和一般平民群體中，自殺總體上既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而出現(xiàn)，其不同的個案在動機上又具有相當(dāng)?shù)亩鄻有浴⑺饺诵?。?978年11月18日“人民圣殿教”914名信徒集體自殺事件發(fā)生后，世界的目光開始注意一種特殊的自殺現(xiàn)象——癡迷邪教所導(dǎo)致的自殺。而隨著所謂“新千年”的臨到，邪教制造和妄圖制造信徒自殺事件的報道從世界各地紛至沓來——
1993年4月19日，“大衛(wèi)支派”74名信徒在美國聯(lián)邦調(diào)查局武裝人員進攻其據(jù)點“駱駝山莊”時，將自己燒死在據(jù)點內(nèi)；
1993年11月，烏克蘭“大白兄弟會”試圖在基輔舉行有14萬人參加的“世界末日”“自焚升天”活動，幸而警方預(yù)先采取防范措施并逮捕了教主夫婦；
1994年10月4日—5日、1995年12月23日和1997年3月22日，“太陽圣殿教”70余名信徒先后在瑞士、法國、加拿大自殺身亡；
1997年3月26日，“天堂之門”39名信徒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集體自殺；
1998年1月7日，西班牙警方在最后一刻制止了屬于“太陽圣殿教”一支的31名信徒于次日前往泰伊德火山口自殺的計劃；
2000年3月17日，烏干達“恢復(fù)上帝十誡運動”530多名信徒集體自焚，其中包括78名兒童；
2001年1月23日，7名“法輪大法”癡迷者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自焚活動，2人未遂，另外2人死亡、3人受傷；而在此之前，因自殺和患病拒醫(yī)致死的“法輪大法”練習(xí)者已達1600多人；……
可見，世紀(jì)之交，信徒自殺成為邪教活動的突出特點之一。這樣的自殺，由于往往追求群體共同死亡或公眾轟動效應(yīng)，不僅會對公共心理造成強烈震撼，還可能會引發(fā)對既定社會政治秩序和正常生活價值體系的嚴(yán)重沖擊，因此是有巨大現(xiàn)實破壞作用的一類極端行為，不能與其他原因的零星的、孤立的自殺舉動等量齊觀。我們有必要在認(rèn)識其一般社會根源的同時，深入了解其內(nèi)在的、特殊的形成機制。
觀察以上所列的一些自殺案例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：癡迷邪教的自殺者對尋求自己生命死亡的動機及與之相連的結(jié)果，普遍給予“樂觀”而簡單的自我解釋。
——“人民圣殿教”一名信徒自殺前說：“今晚我們都將倒下，但是明天會得到徹底解脫?！?/p>
——“太陽圣殿教”信徒自殺前發(fā)出信件說：“我們將離開這個世界，清醒而自由地重新尋覓真理?！?/p>
——“天堂之門”信徒自殺前在錄像帶中說：“要知道，人體只是靈魂在塵世停留的載體容器與軀殼。離開這一載體，將使靈魂獲得解脫”。
應(yīng)該說，這些邪教信徒特定的生命觀或死亡觀，使他們基本上是以淡漠、平靜甚至不失欣悅的心態(tài)實施自我毀滅的。但表面不動聲色的背后，掩蓋著精神世界的瘋狂。正因為如此，任何正常的人面對那些密密麻麻倒臥在圭亞那叢林中（“人民圣殿教”）、面孔朝一個方向環(huán)繞在三角形祭壇周圍（“太陽圣殿教”）、后死者依次給先死者蓋好紫色尸布并把旅行用品放在身邊（“天堂之門”）的自殺群體，想象事件當(dāng)時的情景，恐怕都會為人的本性竟能這般畸變、迷失和泯滅感到不寒而栗。
那么，支撐他們這種生命觀或死亡觀的核心信念是什么呢？除了陳舊但不可缺少的“靈魂”觀念以外，還有一種虛擬的空間觀念，我們權(quán)且稱之為“另世”觀念。請看：
“人民圣殿教”教主吉姆·瓊斯聲稱自己是“在另一個星球上出生的，像超人一樣”；
“人民圣殿教”信徒臨死時“互相擁抱告別，相約在另一個世界會面”；
“太陽圣殿教”教主呂克·茹雷對信徒宣稱：“死是生的一個重要階段，是在另一個世界的生?！?/p>
“太陽圣殿教”第二號人物約瑟夫·迪·芒布羅自殺前給報紙寫信說：“我們將到另一個世界去播種人類的種子，在你們展讀這封信件的時候，我們已完成了通往極樂世界的旅程?！?/p>
“天堂之門”的教主馬歇爾·阿普爾懷特向世人留言說：“我的教會的教徒來自太空，我們都想回到那里去，在海爾—波普彗星到來之際，外星人會把我們帶往一個新的精神境界，因為人生只是一生中的更高級存在的一個階段?！?/p>
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“法輪大法”信徒認(rèn)為：“‘圓滿’就是去‘天國世界’”，那里“全是金子”，“會有好多人侍候你”，出發(fā)來京前他們與送行的同伙相約：“天堂見！”
所有的證據(jù)都表明，這些自殺者堅信在現(xiàn)實世界之外或之上并存著一個或多個以人類地球生活為原型、為尺度，但無限完美、無限恒久的生命世界，即所謂“另世”。雖然這些自殺者中不乏同時主張或信奉“來世”說的人，如吉姆·瓊斯就公開宣布自己“早已生活在這個世界上”，“我在幾千年前化身為佛，后來我短期化身為巴布，即為建立巴哈伊信仰的人。我曾經(jīng)在世上生為耶穌基督，我最后一次化身為俄國的弗拉基米爾·列寧”，他的信徒也相信自身的死亡意味著“再生”；但這種與一般“轉(zhuǎn)世”觀念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“來世”說，主要是指作為實存主體的“自我”在同一或不同一世界的不同時段、不同層次的生命循環(huán)過程。這個過程必須有“我”參與。而“另世”是“自在”的，不依靠“我”而固有的，其美好則超出“我”的想象力所及。其實，它就是“彼岸”?！皝硎馈闭f固然可以為信之為真者提供“死而復(fù)生”的安慰，也可以為潛隱在“循環(huán)”過程中的各種名目的“靈魂”提供藏身之處，但并不提供必然到達“彼岸”的保證，因而無法解決一些人對于“來世”可能仍要繼續(xù)生活在當(dāng)下這個“苦難”和“罪惡”世界之中的遺憾。此時，“另世”說對他們擁有的魅力，是普通“來世”說所不能代替的。
然而無庸諱言，“另世”說不是今天才出現(xiàn)的，“另世”觀念也不是邪教信徒所獨有的，甚至由于追尋“另世”而自殺，歷史上也不是只有邪教信徒中才會發(fā)生。實際上，“另世”被描述或被理解為什么樣子，并不是所謂“正教”和“邪教”的分水嶺。在古代印度，札格那特神像出游的節(jié)日里，經(jīng)常有一心想早日升上天堂的信徒甘愿投入神車的輪下被軋死。在古代中國，南朝梁慧皎《高僧傳》卷十二記載的釋法羽、釋慧紹、釋僧瑜、釋慧益、釋僧慶、釋法光、釋曇弘等人，在不同時間、地點舉火自焚，無疑是受到《法華經(jīng)》所述藥王菩薩燃身供佛、死后“復(fù)生日月凈明德佛國”神話的吸引。本來，“彼岸”信仰是宗教的題中之義，即使是邪教，也不一定絲毫沒有其“彼岸”信仰色彩可言，不然何來“另世”觀念！問題在于“另世”如何企及？為了追尋“另世”而急于伺機拋棄“現(xiàn)世”的生命，說明在這些自殺者的心目中，“另世”的存在“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”，距離只差一死。殊不知，生死瞬間，他們的信仰活動已發(fā)生了變性。
法國社會學(xué)家迪爾凱姆（又譯杜爾凱姆、涂爾干）在其1897年出版的名著《自殺論》中，給迫不及待地跨出了這一步的自殺者戴上了一頂“宗教狂”的帽子。對于這種類型的自殺，迪爾凱姆作了中肯的分析：“在所有這些實例中，我們確實看到，個人渴望擺脫他個人的生命，以便進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質(zhì)的東西中。他把這種東西叫做什么無關(guān)緊要；他相信他存在于這種東西中，他才如此使勁地和這種東西融合在一起?！边@一類自殺者厭倦生活“是因為他有一個目標(biāo)，但不在今生今世，因此生命對他來說似乎是一種障礙?！钡蠣杽P姆還指出：“在某些時代，四分五裂的社會再也不能作為個人活動的目標(biāo)，于是個人或群體便會在普遍存在的利己主義的影響下向往其他目標(biāo)。但是，由于清楚地意識到，不斷地從某些利己主義的歡樂轉(zhuǎn)向另一些利己主義的歡樂并不是自我逃避的上策，短暫的歡樂即使不斷更新也絕不可能平息他們的焦慮，所以他們要尋找一個可以堅定不移地追求和賦予生活以意義的目標(biāo)。不過，由于沒有可以一心一意追求的真正目標(biāo)，所以他們只能滿足于拼湊某種能夠起這種作用的理想的現(xiàn)實。因此，他們通過思考創(chuàng)造出一種幻象，他們就成為這種幻象的奴仆；他們越是固執(zhí)地貶低其他人，甚至貶低自己，他們就越是獻身于這種幻象。他們把自身存在的一切理由都賦予這種幻象，因為在他們看來其余的一切都毫無價值。”“這就是斯多葛式自殺的根源和性質(zhì)。”“他們把最徹底的心理個人主義和極端的泛神論這兩種對立的觀念結(jié)合在一起?！褐髁x和神秘主義在這種自殺中交織在一起?！边@些話，可以視為迪爾凱姆對歷史實證的總結(jié)，也可以視為對后世事件的預(yù)言。而且，他明確地揭示了在神秘主義信念及個人神秘體悟地激發(fā)下走向自殺的那些人們動機深處的利己主義實質(zhì)?？邕^歷史和現(xiàn)實的連接線，我們縱覽形形色色獻身于“另世”幻象的自殺行為，實在看不出許多個案之間在利己主義的動機及其激烈表現(xiàn)程度方面有什么根本的區(qū)別。事實提醒我們，提醒善良的宗教家，宗教是一把雙刃劍，宗教教義中的某些成分在一定的時候容易受到不適當(dāng)?shù)膹娬{(diào)或者人為的曲解，如果再被無條件地用來指導(dǎo)信徒的思想和實踐，就有可能促成非精神疾病狀態(tài)下的意識偏執(zhí)和認(rèn)知障礙，引起反常的極端行為，傷害自己，傷害社會。這與行為的主體是不是“邪教”組織的成員并沒有必然關(guān)系，在多種宗教并存而無一占據(jù)絕對統(tǒng)治地位、但功利主義的迷信土壤和“人神”泛化觀念卻極為深厚的中國尤其是這樣。我國宗教界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要認(rèn)真提高信教人群的信仰素質(zhì)，決不是無的放矢。任何信仰，如果被淹沒在“最徹底的心理個人主義”的狂熱當(dāng)中，最終失去起碼的理性，都難免變成愚癡的迷信?！敖坍?dāng)中就充滿了迷信，只不過有的迷信比較“新潮”、比較“另類”罷了。—— 在這個意義上，任何借助于煽起狂熱情緒來維系信徒的信仰形態(tài)，都難免跌進“邪教”的泥坑；本身對其成員個人的狂熱行為缺乏自省、自律和糾錯機制的組織體系，都注定沒有前途。同樣在這個意義上，各個傳統(tǒng)宗教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，歸根結(jié)底在于它們恰當(dāng)?shù)乇３至耸篱g行為與超世間理念的統(tǒng)一和平衡，始終隨順著時代社會大勢的遷轉(zhuǎn)變化，在認(rèn)信“彼岸世界”終極性的前提下，致力于“此岸世界”包括現(xiàn)實人生的安頓和改善。因此，其間即使出現(xiàn)個別“走火入魔”的“宗教狂”，總會不斷受到來自社會和宗教內(nèi)部的理性力量的抑制，使之逐漸邊緣化、消弭化（如慧皎即在記述“亡身”僧侶的同時從多角度批評了自焚者，參見《高僧傳》卷十二。今天，佛教信徒無謂的自殺自殘早已成為歷史陳跡）；而不會受到盲目鼓勵，以致危及社會安定和宗教教團自身的長遠發(fā)展。
邪教則不然。當(dāng)代的邪教不僅善于剽竊傳統(tǒng)宗教的某些教義和名詞，還善于利用科學(xué)發(fā)現(xiàn)及科學(xué)假說，有意地把這些神學(xué)和科學(xué)的概念混雜在一起，逐個加以歪曲或偷換，或突出其消極成分，或強化其片面理解。當(dāng)這一切又都是以對信徒擁有至上權(quán)威的教主假借“神”（這個神也可以是教主自己）的名義使之合理化、神圣化、絕對化的時候，必定誘導(dǎo)出種種非理性的狂熱行為。而特別惡劣的是，由于邪教內(nèi)部常常實行以教主獨裁為典型代表的專橫制度，沒有約束狂熱行為的機制，教主對其引發(fā)的不良后果肆意采取拒不承認(rèn)或完全放任的態(tài)度，更有甚者，直接將這些不良后果作為每個信徒和整個組織的追求目標(biāo)或存在證明，終至造成極端行為的多發(fā)、暴發(fā)態(tài)勢和惡性循環(huán)。一些情況下，邪教教主自己就是一個喪失了理智的狂熱分子，這能夠解釋為何不少集體自殺案例中教主與信徒一同死亡的原因。然而，也正是因為這樣，邪教終究不能長久。除非有機會在后教主時期經(jīng)歷某種“脫魅”，將被渲染得似乎近在咫尺的“末世”、“來世”、“另世”等原有說教淡化處理為現(xiàn)實世界的遙遠襯景，洗心革面，融入社會文化主流；否則，只能是走向自我毀滅。
中國古語云：“多行不義必自斃”。西方的格言說：“上帝要其滅亡，必先使其瘋狂”。我們對采用包括自殺在內(nèi)的各種極端手段為害世人的邪教，盡可作如是觀。戰(zhàn)略上的藐視加上戰(zhàn)術(shù)上的重視，抓住要害，窮原竟委，多方協(xié)同，綜合整治，我們就一定會不斷取得與邪教斗爭的新勝利。
（原載《科學(xué)與無神論》2002年第2期，作者機構(gòu)：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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